在欧洲旅行时我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不少国家的宫廷博物馆里都少不了中国元素。瓷器自不必说，我走过的所有宫廷博物馆里都有产自中国的瓷器。除此之外，中式家具、漆器、服饰、艺术品等在欧洲宫廷博物馆里也很常见。有些宫廷里甚至还能见到杂糅各种中国元素的中国室、中式园林或建筑。比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拉肯王宫，就有一处地道的中国馆。据讲解，这是曾经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法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看到后买来，在自己花园里重建的。那么，历史上，这些欧洲宫廷为何对中国元素产生兴趣？欧洲宫廷的“中国风”到底刮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在西方，中国风（Chinoiserie）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受中国及远东文化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由法文Chinois演变而来，Chinois意为“与中国有关的”。据考证，1823年，Chinoiserie一词由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所新造，并在19世纪30年代被普遍的使用。1836年，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禁治产》中使用了这个词，用来指代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艺术品，他写道：“这些装饰品形成了怪诞的、梦幻的、异域的美学，伴随浪漫主义的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的复兴。”1883年，Chinoiserie一词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

  2022年，国内翻译出版了《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作者是意大利的艺术史学家佛朗切斯科·莫瑞纳。他研究了欧洲历史上的中国风，指出中国风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欧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这股中国风恰恰就是自上而下从欧洲宫廷内刮起的。

  自13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就有了中国风的苗头。彼时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蒙古人对驿站建设很看重，这些驿站本来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建，但到了元朝，驿站的应用已经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大量密集的驿站为东西方交流铺平了道路，让欧亚之间遥远的旅途变得便利，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也得以复兴拓通。欧洲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开展商贸、外交或宗教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了。

  马可·波罗是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正是在13世纪时踏足中国，游历17年后，回国写出了那本风靡欧洲的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一直是欧洲人了解远东的基础读物。书中他对当时元朝取得的成就不吝笔墨，在他笔下，这个遍地黄金的神秘东方大国甚至有些理想国的色彩，让欧洲人神往不已。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探索欲望。

  15世纪开始的航海大发现中，欧洲人开始寻求与东方的海上商贸航线。终于，随着欧洲国家与东方诸国之间建立海上直航航道，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活动开始加强。来自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家具、艺术品等进入欧洲市场，并以其独特的制造工艺和异域风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

  当时，这些自东方而来的商品在欧洲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中国制造”在欧洲成为一种奢侈品，大部分流入宫廷和贵族手中，并在欧洲宫廷掀起一阵狂热的中国风。这股风潮自上而下地席卷了欧洲，在18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中国风也一度成为欧洲上流社会财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是欧洲时尚的风向标。

  威廉·马洛所绘英国邱园景致。园中宝塔是由当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为原型设计建造的。资料图片

  每次参观欧洲的宫廷博物馆，我都会被馆藏的中国瓷器所震动。这些瓷器的美学价值和工艺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博物馆，甚至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欧洲宫廷对中国瓷器趋之若鹜的那段历史。其实不只是欧洲，就连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以及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宫廷博物馆中也不乏中国瓷器的身影。

  在欧洲，瓷器曾被称为“白色黄金”。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所著的《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一书中写道，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自此欧洲人才有幸接触瓷器。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写到瓷器“比任何其他物品都要轻巧美观……比银器还要美观”。但由于欧洲人一直没办法掌握制瓷技术，加上运瓷过程艰难且路程漫长，让瓷器初入欧洲时有着金子般的价值与地位。欧洲宫廷尤其对中国瓷器狂热和痴迷。

  1495年成为葡萄牙国王的曼努埃尔一世就对中国瓷器极为痴迷。据史料记载，1497年，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出行之前，曼努埃尔一世交代他此番远行务必带回两样东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1501年，曼努埃尔一世在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二世和王后伊莎贝拉的信件中，提到在印度之东有一个叫Malchina（衍自梵语，意谓“大中国”）的国度，“那里精美的瓷器，一件就值上百克努喳多（葡萄牙货币）”。

  葡萄牙人最先从海上进入中国并将瓷器从海上带回欧洲，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来样加工的外销瓷贸易。在葡萄牙南部贝雅城的莉娜皇后博物馆中，刻有葡萄牙文和“1541年”字样的馆藏青花瓷碗，被认为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中国来样加工外销瓷器。

  17世纪之前，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欧洲大半的瓷器贸易，直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才打破原有的贸易格局，人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参与到瓷器贸易中来。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中有一个名为“克拉克瓷”的条目，详细描述了一段相关历史。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同一年，荷兰人从一艘名为“克拉克”的葡萄牙商船上截获了一批中国外销青花瓷。当时荷兰人不知道瓷器的产地，便以“克拉克瓷”命名，“克拉克瓷”后来也成了对外销欧洲青花瓷器的一种称呼。紧接着一场瓷器拍卖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这场拍卖会甚至惊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的王室，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都出席了拍卖会。从17世纪开始，荷兰替代葡萄牙成了中国瓷器的重要贸易商。据史料记载，1604年到1656年间，荷兰就从中国买走了300多万件瓷器。

  这些瓷器成为欧洲王室贵族之间、国家之间最尊贵的礼品和收藏品。欧洲不少宫廷都收藏有大量中国瓷器。在中国本土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瓷器，到了这里变成连国王都舍不得用的艺术品，只能摆着观赏。甚至欧洲为此还创造了一种后镶金的方式——在瓷器上镶嵌黄金和珠宝装饰，这一方面赋予瓷器更多欧洲装饰艺术元素，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那个时期中国瓷器的稀有和珍贵。

  据史料记载，16世纪时欧洲王室拥有瓷器最多的人是合治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菲利普二世。他是当时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家，藏品达3000余件。17世纪时，不少欧洲王室在王宫中开辟专柜或专室收藏陈列瓷器。比如，1690年，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在汉普顿王宫内设置玻璃柜陈列瓷器；德国安斯巴哈宫设有“士绅瓷室”，柏林夏洛腾堡宫有由1500多件瓷器装饰的陶器室；巴黎凡尔赛宫有专门的中国青花瓷宫——特里阿农瓷宫。

  到了18世纪，瓷器已成为欧洲很流行的收藏品，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为瓷器而痴狂，这种收藏爱好更不可思议的是了一个专有名词“瓷器病”。它源于一句表示垂涎的威尼斯俚语，用来形容对瓷器的朝思暮想。欧洲宫廷里得这种“瓷器病”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病入膏肓”的君王非奥古斯都二世莫属。

  现如今，在德国的德累斯顿有一个梅森小镇，这里被比作欧洲的“景德镇”，是欧洲的瓷都。小镇最出名的梅森瓷厂就是由当年的萨克森公国的君主奥古斯都二世创办的。奥古斯都二世绝对是一个瓷器的狂热收藏者。他曾大方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重度“瓷器病”患者。在他去世时，拥有的瓷器数量达35798件。这个“嗜瓷成性”的人最夸张的轶事是，1717年他听说普鲁士有一批精美的中国青花瓷瓶，竟然向普鲁士国王提出用600名精锐的萨克森近卫骑兵来换这100多件瓷器，这也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段笑谈。不过也恰恰因为他对瓷器的痴迷，使他成为欧洲本土瓷器发明的重要参与者。

  奥古斯都二世建立了梅森瓷厂。他请来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始专门研究仿造中国瓷器。最终在1709年破解了瓷器的秘密，成功制造出一个完整的朱红色瓷质炻器；几个月后又烧制出第一个白釉瓷器，自此改变了欧洲瓷器市场格局，也开启了欧洲本土的制瓷之路。在梅森瓷厂的影响下，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都相继成立皇家瓷器厂，整个欧洲的制瓷实力和产量才得到大幅提升。

  除了备受欧洲宫廷青睐的瓷器，中式家具、漆器、丝绸等也成为欧洲宫廷痴迷的对象。不少王宫内兴建中式园林，装修中国风房间，举办中国风宴会或舞会，最终在欧洲宫廷形成一股立体而丰富的中国风热潮。

  我曾读到过路易十四痴迷中国风的故事：1700年1月7日新年伊始，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舞会大厅里乐声悠扬，盛装出席舞会的皇室贵族们交头接耳，正等待着法国君王路易十四的到来。据传这次舞会，路易十四将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亮相。在众人的好奇等待中，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路易十四竟然身着中国服饰，乘坐一顶中式八抬大轿出场了。

  《中国风》一书介绍，这次名为“中国皇帝”的舞会布置，其创意很可能是基于当时欧洲外交官关于中国戏曲的描述。路易十四痴迷中国风在当时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凡尔赛宫的中国青花瓷宫——特里阿农瓷宫就是他为赢得情妇蒙特斯潘夫人的欢心而花重金打造的。通过复原图能够正常的看到，这座瓷宫的外墙和屋顶布满了各式青花瓷罐和花瓶。这是欧洲第一个所谓的中国风行宫，但这座仅凭对中国的想象而打造的宫殿，其整体风格与真正的中式建筑相去甚远。

  相比之下，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中的中国宝塔更为接近中国风格。以至于在参观邱园时，我曾一度以为这座宝塔是从中国运来的。宝塔是由当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遵循中国建筑范式、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为原型设计建造的。钱伯斯曾两度到访中国，并在其出版的著作中盛赞中国园林的魅力。邱园建造完工后，钱伯斯同年出版了《邱园中的建筑规划设计》，直到19世纪初期，邱园中的中式宝塔一直是欧洲时尚建筑规划设计的原型。

  在德国王宫中，同样也有中国风园林的景观呈现。很典型的一处是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无忧宫，另一处是德累斯顿的皮尔尼茨宫。

  无忧宫是欧洲中国风建筑的代表作。如果来柏林旅游，游客大多数都会乘火车到郊外的无忧宫一日游。这座宫殿建于18世纪，由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下令兴建。整个无忧宫中，除了主殿建筑的雕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园林中一处名为“中国茶亭”的建筑。虽然名为“中国茶亭”，但是这栋建筑第一眼看上去压根儿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茶亭，有些不伦不类。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外形有些像蒙古人伞状盖顶的帐篷。建筑的四周是金色的柱子和镀金的人物雕塑，这些人物除了飘逸的衣衫有点儿中国风，长相依然是高鼻大眼的欧洲人面相。整个茶亭金碧辉煌，与中国传统亭阁的淡雅悠远相去甚远，反倒是旁边放置的一个香鼎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

  相比无忧宫的中国茶亭，皮尔尼茨宫的中国元素更明显。这是一座巴洛克式宫殿建筑，位于德累斯顿东端，历史上曾是多位萨克森国王的夏宫。一眼望去，皮尔尼茨宫的主体建筑水景楼有着明显的中国风，弧形坡屋顶类似中国建筑的反宇。在水景楼的屋檐下，装饰的图案也是中国传统装饰常用的仙鹤、凤凰、宝塔等，并且装饰图案中还有身着官服、举着宝伞的东方人形象。水景楼的内部，也有表现中国风土人情的绘画作品。皮尔尼茨宫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屏风、挂屏等。在宫殿花园北侧有一座中国亭。同样，这座亭子的中国元素也地道了许多，亭内墙上的画作描绘了真实的中国风景。

  欧洲宫殿房间内的中国风装饰更为普遍和流行。奥地利的美泉宫坐落在美丽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这座宫殿有30多间大厅和主室，其中有5间中国风装饰的房间让我记忆深刻，包括蓝色厅、瓷器厅、漆器厅等。最著名的蓝色厅又被称作中国厅，房间内装饰着从中国订购的工笔画墙纸，上面绘有中国的蚕丝、稻作、瓷艺等图案，极有中国味道；瓷器厅中收藏的对瓷在欧洲是数量最多的。

  丹麦的罗森堡宫内也有大量的中国风装饰。尤其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卧室中，两侧墙壁的镶板上摆放着极具中国风的陶瓷人物像，一侧为3尊中国仕女陶瓷像，另一侧为5尊观音造像。这些瓷像形象鲜明、线条流畅，可以称为当时外销瓷器中的精品。中国风浓厚的还有索菲·海德薇格公主的房间，17世纪这里一直是丹麦国王秘密会见宾客的地方。这个房间内放置着镶嵌绿松石和珍珠贝母的中国风漆器，墙壁上饰有包含中国传统梅花、禽鸟、竹枝等题材的镀金木镶板。这是当时的荷兰艺术家弗朗西斯·德·布拉创作，灵感可能来源于欧洲人的中国游记，也有一定的可能取材自中国书籍中的插画。18世纪以后，房间中又添置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定制漆制家具和漆器。

  除此之外，在英国白金汉宫、温莎城堡里也能见到精美绝伦的中国壁纸和屏风；西班牙的阿尔卡萨宫、拉格兰哈宫殿、阿兰胡埃斯宫殿、马德里皇宫里也都有中国风装饰的房间，其中最壮观的是阿兰胡埃斯宫殿中的瓷器室。

  去欧洲宫廷博物馆参观，很多场合都会听到导游介绍所在的某某房间是洛可可风格，装饰的挂毯是某洛可可艺术家的杰作。洛可可艺术萌生于17世纪、18世纪之交的法国，相比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更轻松优美，但也富于奢侈感和装饰性。洛可可风格的艺术作品主要在宫廷和贵族社交圈中流行，而欧洲宫廷内流行的中国风恰恰给洛可可艺术带来了灵感。

  洛可可萌生时期的法国对东方的奇特设计和变幻莫测的美学十分推崇，人们被中国瓷器的色彩所吸引，对身穿丝绸刺绣长袍的中国人形象感到新奇。于是在绘画领域，诸如安东尼·华托和弗朗索瓦·布歇这样的宫廷画师，便转向中国题材寻求创作灵感。

  最早为法国宫廷做设计的华托，被认为是洛可可式中国风的鼻祖。他早年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并将之作为灵感来源，应用于自己的作品中。1708年，华托受到中式屏风启发，创作了绘于钢琴盖板上的油画《中国系列》，画作充满了奇幻色彩，画中臆想的乐器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却依然富有异国情调，也透着一种新奇感。

  同时期的另一位洛可可绘画代表弗朗索瓦·布歇，也从未踏足过东方，却同样根据想象，创作出很多表现中国宫廷和民间生活场景的画作。

  布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为挂毯厂设计的中国风图稿，主题分别是“中国宴会”“中国集市”“中国舞蹈”“渔翁垂钓与美人”“狩猎”和“中国园林”。从画作上分析，布歇所表达的东方情调不是神秘、庄重的，而是处处弥漫着温柔轻快的浪漫气息。画作中的中国官吏风流倜傥，仕女风情万种，即使捕鱼的场景也被描画出消遣光阴的轻松惬意之感。

  这一系列的挂毯在当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欧洲不少宫廷博物馆都能见到类似的挂毯。《中国风》一书中说，1767年，两名法国外交官还曾将这套中国风挂毯觐献给了乾隆皇帝，被摆放在了圆明园中，而随着圆明园被洗劫，其中两条挂毯被英国人带回了欧洲。

  布歇的画风对当时的法国艺术风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巴黎的许多建筑装饰都模仿着布歇的画风。他的画作还影响到一批雕塑家，这一时期的雕塑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

  洛可可风格的艺术作品在这一段时期大量进入欧洲宫廷之中。在法国宫廷里，路易十五有一套以中国狩猎为主题的“异国狩猎图”，共9张，是1735年至1739年间，由布歇、弗朗索瓦·特洛伊、卡尔勒·梵鲁等宫廷画师共同完成的。这些被装入鎏金画框、具有典型洛可可风格的画作，成为凡尔赛宫内的装饰画。

  除了画作、挂毯，欧洲宫廷从房间、花园到家用器具、手工艺品等都能找到中国风的洛可可风格。比如1700年至1730年间，欧洲曾出现一种具有着强烈中国风的“古怪丝绸”，这种丝绸将充满异国情趣的中国风画版印在软麻布上，其中以于埃和皮耶芒的设计最为出名。在法国巴黎的尚蒂伊城堡就有于埃绘制的6幅系列室内装饰壁板猴戏图。这些图画继承发展了华托中国风系列画作的奇幻古怪风格，也让尚蒂伊城堡这个布满“中式猴群”的房间成为法国洛可可艺术最迷人的空间。

  在欧洲宫廷风靡的中国风，最终自上而下地刮进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在欧洲社会受到热捧，曾经是上流社会专属的下午茶也逐渐平民化并流行开来。17世纪中叶，法国创造的“中国风”丝绸纹样已被复制到整个欧洲。中国戏剧也在欧洲流行开来，法国巴黎设立了中国舞场、中国娱乐剧院。到18世纪，中国服饰装扮的化装舞会在欧洲一度成为大众的时尚活动。

  许多欧洲的学者、艺术家也受中国风影响，在文学、戏剧、艺术、哲学、建筑等领域创作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585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第一部详细的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17世纪，欧洲汉学研究蒸蒸日上，德国学者阿塔纳斯·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等汉学著作出版。17世纪，欧洲诞生了第一部中国风戏剧作品《崇祯》，荷兰著名诗人及剧作家约斯特·凡·德·冯德尔取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故事，创作了这部悲剧。18世纪，欧洲还出现多部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其中最知名的是1755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由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

  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是双向的。中国风在欧洲大行其道之时，在中国其实也出现过一股“西洋风”潮流。清朝皇帝就对欧洲的珐琅彩和玻璃工艺欣赏有加，康熙年间，在传教士的协助下建成了清宫廷造办处玻璃厂。紫禁城里的钟表等西洋物件并不少见，民间也曾一度出现珐琅作坊和商号等。

  在《中国风》一书中，作者莫瑞纳写道：“从宏观的全球化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把中国风看成一座连接不同文化和国度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不仅是货物，更重要的是思想、信息和知识可以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在彼此之间自由流通。”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中国风在欧洲的流行，历史上，通过种种形式的交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另一波中国风渐起，更多的“中国制造”风靡全球，这又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所在，只有摒除文化藩篱，才能有益于人类的共同进步。